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强代表国务院，向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货币政策是每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备受关注的重点之一。
与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表述类似，政府工作报告对货币政策的定调为“灵活适度、精准有效”，同时要求社融、货币供应与经济增长和价格预期目标相匹配；在“加强总量和结构双重调节”的总体要求下，后续宽松货币政策力度料仍有保障。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告诉记者，政府工作报告新增了“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避免资金沉淀空转”以及“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的相关表述。2023年虽然数量端、价格端货币政策工具均较多发力，但对实体经济的传导并不通畅，居民端信贷需求、企业融资需求均偏弱，进而导致流动性淤积在银行间体系，催生资金空转等问题。另一方面，经济修复预期不足与权益市场走弱共振，资本市场信心有待企稳。
明明预计，后续央行将更多关注货币政策工具投放的资金流向和资金使用效率，并发挥好政策对于资本市场预期的引导作用。
后续降准降息仍有空间
多名受访人士认为，政府工作报告延续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灵活适度、精准有效”的货币政策定调，其中“灵活适度”主要体现在货币政策要以我为主，“精准有效”则更强调精准滴灌，引导资金更多流向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此外，我国当前实际利率水平仍然偏高，加之美联储降息逐步提上日程，后续总量政策工具空间进一步打开，降息降准必要性仍存。
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表示，今年初以来，在“以我为主、兼顾内外均衡”的方向下，货币政策根据内外部形势、市场需求情况相机抉择，更加灵活适度。50个基点的全面降准、支农支小领域定向降息，以及5年期以上LPR单独大幅下调，体现出货币政策前置发力，强化逆周期调节，加大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但在稳汇率、防空转、提效率等考量下，2月MLF利率继续“按兵不动”，LPR实现非对称调整，既保持了对实体经济合理的支持力度，又提高了应对外部冲击的韧性与政策的自主空间。
温彬认为，下一阶段，在美联储降息提上日程，外部环境对我国货币政策掣肘大幅减弱，更加有利于“以我为主”的环境下，为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实现“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促进物价低位回升，货币政策仍将维持适度发力，总量政策工具空间进一步打开。在强化利率政策协同、降低实际负债成本、激发实体融资需求和推动风险化解等多重需求下，后续政策性降息必要性增强，进而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
华泰资产首席经济学家王军表示，尽管今年年初央行已经降准降息，但目前我国的实际利率水平仍然较高，年内无论是降准还是政策利率下调仍有空间，特别是挂钩企业中长期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的中长期利率可能会继续下行。
王军还告诉记者，在政府工作报告货币政策的相关表述当中，“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的稳定性”是一个比较新的提法。去年以来，特别是下半年以及今年年初A股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跌，这显然与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严重背离的。在相关政策的支持下目前A股整体有所好转，但未来仍需持续推出稳定并且活跃资本市场的相关措施，比如不断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更加重视投资端的利益、引导中长期的资金入市等。
值得一提的是，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曾在1月举办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宏观政策的空间和回旋余地大，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具备稳定基础。人民银行将强化货币政策工具的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着力稳市场、稳信心，为包括资本市场在内的金融市场运行创造良好的货币政策环境。
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
与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相关表述一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围绕发展大局，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等政策协调配合，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强化政策统筹，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此外，政府工作报告还强调，实施政策要强化协同联动、放大组合效应，防止顾此失彼、相互掣肘。
全国政协委员、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行长魏革军在关于加强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的提案中表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财政、货币、产业等政策要增强一致性，二是非经济政策也要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
魏革军认为，当前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性的问题：一是经济政策与非经济政策目标相互冲突，造成政策效果相互抵消；二是政策执行力度、取向不一致，造成政策执行效率低下；三是政策缺乏协调还会造成社会对发展预期产生不一致的问题。
魏革军建议，在制定非经济政策的时候，应将对经济的影响作为核心评估因素之一。明确纳入评估的非经济政策范围，对非经济政策的经济成本与效益进行量化分析，避免政策冲突与重复。
同时，强化不同部门政策执行的协调与配合。建立政策执行协调沟通机制，根据政策一致性评估结果，制定协同计划。同类型政策执行中开展部门配合，发挥政策执行的合力；在不同类型的政策方面，注重政策执行的充分沟通，防止政策执行中产生冲突。
王军告诉记者，建议各级政府应当重新审视部门政策是否与宏观政策取向存在不一致的情况，如有偏离应该尽快进行修正；同时，可以考虑确立一个牵头单位发挥协调功能，主抓重大政策取向的一致性。